这是我亲身拥有过的两件最珍爱的无价之宝，是我终生难忘的珍贵记忆。
那是1951年秋天，新中国刚成立两年，百业待兴。这年我要上学了，高兴得见人就咧嘴笑。邻居堂妹秀香羡慕得老缠着我问:“哥，你哪天上学呀？”我故意耍调皮，不告诉她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。
能上学读书，识文断字，令我高兴不已。但没有书包哇！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，去哪里弄钱交学费、买书包呀！一想到这，我又高兴不起来了。
但有件事却令我意想不到。有一天，我看见妈妈从山上砍回几根黄褐色的直树条，用刀背轻轻捶打后剥下树皮，刮净外表那层薄薄的青皮之后，放在石板上捶软，然后将捶过的树皮浸泡在石灰水盆子里。一连几天，我放牛回来，发现妈妈干完农活后，都到附近山上砍回几根黄褐色的树条，如法炮制，剥皮、浸泡——哦，这时我明白了，这树叫黄麻树，那时上山砍柴火常见到它，村里人都用它的皮搓麻绳，卖了换点盐巴钱。哦，原来，妈妈在准备搓麻绳呢，一定在为我准备学费。我不禁一阵兴奋，整天像跟屁虫似的，跟在妈妈的后面没话找话说。
又过了几天，只见妈妈把泡得酥软的麻树皮捞出来，用细筛子在盆中筛选，那些细的绒絮筛到水里，粗的又放到石板上二次捶打，如此反复多次，直到全部树皮都溶烂成棉絮样儿的漂浮物悬在水中，再把它们连水带絮轻轻倒在事先预制好的石板上浅框里，浅框里先放好一块细纱布，包好后上面放上一块小木板，压上石头，慢慢滤水晾干，就变成一张结实的土造纸！每次晒一张，直到盆里的“棉絮”捞干净为止。啊，太神奇了！我第一次见到妈妈这样造土纸！
这时候，我才明白妈妈不是搓麻绳，是造纸。不过，造这土纸干嘛呢？
妈妈一共造了八张一样的土纸。我不断地在心里发问，造土纸干嘛呢？哦，是准备给我订作业本吧？我又一阵高兴。接着，只见妈妈将不少碎布块用米浆粘结在土纸上，压实，做成几块纸贴布，又用米浆糊在墙上晾干，然后揭下来，在纸布块的外层轻轻刷上一层薄薄的桐油（那时家里晚上靠桐油灯照明），再风干。刷桐油是为了防雨水打湿。纸布做成后，晚上，妈妈就在昏暗的桐油灯下，用她灵巧的双手，一针一线缝起来。开始我还好奇地看着妈妈缝制，可不一会儿，瞌睡虫就沾住了我的眼皮，我便睡着了，也不知道妈妈做到几时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妈妈又继续桐油灯下忙针线。第三天早晨，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一只袋子模样的东西挂在床头的墙上，我一咕噜爬起来，拿下来看，啊，原来是一只简易而又结实的书包！书包表层缝了两层纸布，包里分成两半。针脚密密缝，又整齐又结实。
哇，新书包！我有新书包了！高兴得我连睡觉也背着它，闻着它上面散发的妈妈淡淡的汗香味，和麻皮与桐油的香气，渐渐进入儿时七彩的梦乡。
书包有了，但还没有笔，到哪儿去找？我又犯愁了。越是靠近开学的时候我越担忧。那天，我看到爸爸从外村打石头回来（做零工），爸爸一定在为我攒学费。看着他一身疲惫的样子，连手臂都抬不起来，我流下了泪水。我怯怯地过去为他揉肩膀。他只吧嗒吧嗒地抽着辣味十足的旱烟叶，久久地凝望着我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一天下午，我看见爸爸从山上弄回一小把蕨梗，截成约五寸长的管茎，一头削成钢笔尖嘴的模样，塞进短圆木楔子，管中放一根细小的棉花条儿，滴入自己用黑墨条研磨的墨汁，然后堵紧尾部，最后，在蕨梗管茎外边套上一截小竹管——啊，是一支笔！一支爸爸造的土笔！太神奇了！爸爸一共为我做了九支一模一样的蕨梗笔！就这样，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，我都用爸爸亲手制作的蕨梗笔写作业，起初不注意，把蕨梗笔笔尖弄坏了，黑墨汁把手和作业本染得乌七八糟。从一年级到高小毕业，我都背着妈妈做的麻皮书包爬山涉水，风雨无阻，到十几里外的黎明街上学，开始步入我人生漫长的路。有时遇到雨天，我宁可被淋湿，也要保护好妈妈做的麻皮书包（我把它塞到胸口上，紧紧贴着心窝窝，用衣服裹住它。）
后来我发奋读书。经过十二年的寒窗苦读，于1963年考上了广西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，成为我们家、我们龙律村第一个大学生。
白驹过隙，冬去春来，六十八年过去了，每每想起当年那麻皮书包和蕨梗笔，我便陷入深深的怀念。眼前又呈现妈妈清澈的眼睛，灵巧的双手；看见了爸爸凝望我的眼神，爸爸那杆吱吱闪亮的旱烟锅。虽然如今那土书包和土笔都不在了，但它们却一生一世融化在我的血液里，镌刻在我的心坎里，永远，永远！
【作者简介】韦宏喆，1944年生，中文本科毕业，企业退休干部。曾担任中学教导主任、企业党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报社社长、办公室主任、工会主席等职务。
业余爱好:读书、写作、听音乐、散步、聚友。在各类媒体发表新闻、通讯、小说、散文、诗词等百余篇。担纲编撰广西有色金属工业第一部企业志《泗顶铅锌矿志》，参与《广西地方志·有色金属工业》的编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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